其二，女主角后来喝问律师为什么没有对涉嫌性侵的院长穷追猛打，她又是怎么做到摔下一句正义凛然的话、潇洒扬长而去的？这在现实中很难发生，一般是记者正义凛然地说一套话，然后尴尬地原地等待对方改变主意……

电影上映之后，作为“原型”的《明报》采编团队接受别家媒体的采访。他们说，当时先接到爆料电话，对于老人露天洗澡的说法感到“十分震撼”。于是，首席记者亲自出马，跑到“国宝之家”的楼下去找往来的家属聊。令他讶异的是，有一半家属知道洗澡的事，有的人还会反问：“又怎么办？”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靠不断地旁观战争，再创作小说来缓解自己的躁郁症。那种震动中的悲欣交集，与被迫置身事外、看得明明白白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感受，既全能又无力，大约是需要一个通常被认为有病的头脑，才能长期承载并描述它，再坦然为自己的作品感到骄傲吧。

一年以后，“康桥之家”有智障少年坠楼身亡。被派去采访死者母亲的记者当时年纪很轻，回忆说“我觉得好难过，好惨”，从采访地点回公司，思考私营的养护院条件差已是众所周知，还能做点什么？

不同于悬疑片里破案的路数，《白日之下》展现的是一种稀松平常、“堂而皇之”的丑事：女主角去走访，进入院舍没几分钟，就看见护工暴力扇残疾人的脸，在老爷爷的房间里随便翻翻，就发现死老鼠。她去找院长对峙，对方能坦然自若地说，院里人手不够，有的事只能通融一下。

就算这样，也还是不一定能拿到想要的素材。 新闻媒体常被比喻为“打捞者”，不过，确实无法做到时刻打捞最切实、最中肯的内容。这其中的甘苦滋味，多数时候只能是个人自知。

首先，女主角为什么非要站在写字楼下苦等性侵案受害者的代理律师？我上网搜一搜，了解香港最大的律师行占据写字楼的好几层，女主角可能担心打电话约采访会被拒绝，又不知道律师在具体哪一层楼办公，于是只能在大厦门口的人流里硬等——要是这样，与她是报社侦查组“放蛇王”、神通广大的设定相违背。这有刻意突出做新闻“笨功夫”的嫌疑。

不过，《白日之下》还是仁慈地让记者很快就拍到护工给老人露天洗澡，老人们被捆绑在轮椅上，在高压水枪制造的水浪中无法抗议，这么刺激的画面给了记者绝好的发稿“由头”。有时候，就是非要拿到这种让读者几乎没法正眼看的画面才能点燃舆论，又怎能苛刻记者老想要博眼球求流量呢？

记者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去见证一个悲惨的场面，一旦看见其他人哀哭的时候，他心里确实可能洋溢出“能发稿”的喜悦，这种事连我都经历过——但事后的感觉可是糟透了，像犯了精神病。

亚太ag最近港片《白日之下》上映，讲一个记者调查接收老人与残疾人的看护机构（香港称“院舍”）虐待住客的故事。影片开头特别指出，情节改编自真实事件。

2015年，“国宝之家”院舍被曝安排失能老年人集体露天洗浴，2016年，另一家院舍“康桥之家”的院长涉嫌性侵智障女，并有六名入住的人疑似在一个月内相继死亡。虽然做了一些戏剧化处理，电影还是表现出新闻记者追踪恶性事故时常有的无力感。

2018年，有一部讲记者玛丽·科尔文生平的电影《私人战争》，一个画面是作为记者的主角冒着被枪击的风险，在沙漠中坐在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座上颠簸着，一面告诉自己远在英国的编辑，她要去找一个萨达姆秘密处死囚犯使用的乱葬岗。电影里，这个名扬四海的媒体人也没去谈什么公共价值，而是说，这个乱葬岗存在的传闻已经流行很久：“要是给美国人抢先，我们就没有独家报道了。”

因此，电影里女主角拿着第一天偷拍的素材回编辑部，几个同事围观素材，看养护院里逼仄的小房间、没及时运出的死尸、墙角的死老鼠、殴打住客的护工……看上去更有经验一些的编辑沉吟一下，说：“不够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