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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假说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或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认同现有的主流视角，从自身文化和经验出发，认为世界是敌对、无法妥协、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并以此解释全球政治，那么“修昔底德陷阱”毫无疑问地展示了一种不幸的未来。但如果用中国的天下观来看待同样的世界政治，“修昔底德陷阱”根本不会被提出或成为一个议题。

围棋体现了中国文化最重视的品德，如耐心、无为、远见、敏锐度、适应性、全局观、寻求相对优势和等待合适的时机。国际象棋推崇的准则与围棋相反，包括统治、大胆迅速地消灭对手、短期战略、即时互惠和重视全面决定性胜利。这些差异也体现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处理与他国关系上，受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和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准则。

但这并不能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永远无法相互理解。鸿沟可以被理解并克服，但需要抛开自身预设并欣赏他人，而不应把自身观点强加于人。

一分三快app官方版下载论坛期间，印度Tetso学院政治学系教授萨利克尤·桑塔姆(Salikyu Sangtam)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出发，分享了他眼中的中国外交哲学，以及这种外交哲学在当今世界政治中的独特价值。

萨利克尤·桑塔姆(Salikyu Sangtam)，印度Tetso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在校教授政治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国际关系，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西方政治思想、中国思想和政治心理学。

中新社记者：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并通过交往交流丰富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当下，您认为双方应如何推动中印文明交流互鉴？

我在武夷论坛的演讲题目是“寻找天下：‘两个结合’之道”。我认为，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推动力量，即“中国特色”。其中至关重要的“道”，就是中国的天下观。天下观这一与中华文明一样古老、内涵丰富的理念，是推动中国沿着现代化道路前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指引，为社会主义赋予了“中国特色”，回答了“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问题。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不仅为自身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还开创了一种促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与和谐共生的全新方式。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印中文明在很长时间里都保持和平和谐的关系，并接受彼此差异。直到近代，随着殖民帝国的到来，印中关系才出现转变。彼时英国趁中国和印度国力衰弱，擅自划定边界，使之成为双方分歧的主因，同时外部势力试图在两国间制造裂痕，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从天下观的角度看，各国愿意接受差异，强调和谐、包容、合作，倡导互利共赢、相互尊重、兼容并包和多样性。正如中国学者赵汀阳所言，以天下观看待全球政治，是“天下无外”的，即和谐、包容、协调、融通的，敌意可以转化为善意，世界不以现存的民族国家为基础，而是成为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共同体。

中国以道义为基础，与世界各国建立关系，不把某个国家归类为朋友或敌人，而是把世界当作一个大家庭，希望与各国建立和保持和谐关系，致力并确实把敌意转化为善意。这一方式是当今世界所缺乏的，也是世界政治所需要的。

当然，现有的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和其他紧张局势，无法通过现有的方法解决。也许正因为此，中国的天下观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用以解决当今全球政治面临的各类冲突和紧张态势。

但我依然对印中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我相信双方可以通过传递共同的价值观，加深对彼此了解，恢复和谐关系。如果只用现有的民族国家模式来处理，边界问题将很难得到解决。或许天下观是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法之一。

萨利克尤·桑塔姆：历史上，印度和中国两个文明古国之间长期保持着文化交流。婆罗门教、佛教从印度传播至中国、《罗摩衍那》在中国传播、玄奘的西行之旅，都是生动的例子。两大文明的交流需要常来常往常新，在今天更是如此。

然而，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其不了解这种独特的天下哲学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性。此外，哲学是社会价值观和文化的反映，也是观察世界的一个视角，由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基础不同，因此从不同视角看待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理解。

萨利克尤·桑塔姆：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和非西方政治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包含了哲学、历史和战略传统等丰富内容。这些研究有一条共同的主线：探索非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思想。

我相信天地是宽广的，宽广到可以包容多样性，可以以德化人。虽然当今世界尚未达到和谐状态，但我相信，通过印中关系的不断发展，世界可以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迈进。(完)

天下观的原则，在于包容、不排斥、不对立、不贴标签，没有什么是不能相容或异质的。天下观强调和而不同，欣赏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认为只有存在多样性，和谐才有可能，如果只有同一性，和谐这一概念就无法存在。这也是孔子、孟子、老子等先贤和“五经”中所强调的。

天下观念形成于西周时期，其形成背景是当时周王朝需要通过团结而实现大一统。天下观提出以德服人、以德治天下的理念，而非诉诸恐惧、武力和统治，其核心哲学基础是“明明德于天下”和王道，反对霸权统治，道德被置于个人或外交行为的关键位置。

萨利克尤·桑塔姆：对中国文化、中华文明进行客观研究便能发现，天下观支撑和激励中国走上一条独具特色的外交之路。这也是我在研究中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无论是出于有意或无意，很少思考中国外交哲学在这方面的体现。

在研究过程中，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提到的道德准则，以及孔子、孟子、老子、孙子、周文王的作品和人生经历，都给了我深刻启发。我非常欣赏诸葛亮的能力和智慧，也喜爱李白的诗歌和罗贯中的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我钦佩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所展现的坚韧、宽容和独特性。正如《论语》中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可以说，我也如同青草一般，受到中华文化“之风”的吹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