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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重度抑郁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规律足量足疗程的抗抑郁药物治疗基础上进行心理治疗，与其家人一起建立治疗联盟以保证患者的安全；还可指导患者通过写认知行为日记的方式，将情绪记录并整理，积极与信任的人进行交流，改变其可能存在的不良认知以舒缓抑郁情绪。

家庭不稳定和亲子冲突可能诱发孩子情绪不安全感，增加恐惧、警觉和痛苦，并进一步促进情绪问题的出现，包括抑郁症状。不健康家庭的孩子，不得不应对各种负面的生活事件，这些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压力，对他们的认知方式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他们陷入抑郁。

另外，受过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其多伴有消极情绪，极度缺乏安全感，且多数患者被孤立，无法通过恰当的渠道宣泄内心压力，进而也容易增加NSSI发生的几率。

天博电子综合app世卫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抑郁症患者高达3.22亿。据《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披露，我国抑郁症患者达9500万人——而且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50%的患者为在校学生，18岁以下占比30.28%，即2850万人。

对于有焦虑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可指导其对自身情绪的识别，鼓励其向周围的人正确表达情感，同时适当进行规律体育活动，如跑步、骑行、游泳、登山等，以舒缓不良情绪，也可采用深呼吸、冥想、渐序放松肌肉等方式放松身心，以减轻焦虑程度，必要时可给予药物治疗。

分析其原因可能为，有焦虑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更易受人际交往中负性事件、学业成绩、家庭氛围等的影响，在这些高压的不良因素刺激下，患者易产生诸多消极观念，如逃避现实、自责、自罪、自卑等，并因一时的挫折感、消极情绪引发强烈的自伤冲动。

《青少年抑郁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一论文建议，临床可据此给予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针对性预防对策，以减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的发生。具体的针对性预防对策如下：

对于有童年家庭功能不全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可予以家庭治疗，耐心倾听其烦恼，鼓励其勇敢地表达自己的心理需求；探讨积极的家庭互动模式，形成正性有效的沟通模式，促进家庭关系和谐；为患者的治疗提供坚强有力的社会支持，鼓励其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自己的负性情绪，以减轻不良心理。

对于受过校园欺凌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建议跟患者最为亲近的老师、家人或朋友多给予患者关心和鼓励，让其感受到外界的温暖，帮助建立相互信任的良好同伴关系，加强有效的情感支持；患者遇到困难时可寻求帮助，利用有效资源以积极的方式处理自身的不良情绪，从而缓解负性情绪，降低NSSI发生的风险。   

既往有研究指出，NSSI与抑郁程度存在明显相关性。重度抑郁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其易激惹的症状更加明显，情绪调节能力失控，患者沉浸于内心世界，易产生自伤冲动，进而增加NSSI发生的几率。

至于家庭方面的因素，研究指出，童年家庭功能不全包括父母离异、分居、死亡等导致家庭结构破裂，有童年家庭功能不全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其多伴有不良消极情绪，而多数患者由于家庭结构破裂，无法通过恰当的渠道调节不良情绪，宣泄生活压力，进而易增加NSSI发生的风险。童年虐待则是指父母、看护者或监护人对儿童施以性、语言、躯体上的暴力，致使其心理、情感、躯体遭受重大伤害。有童年虐待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各种无法控制的情绪、思维活动及不适感受，进而导致其易在极度不安的情形下发生过激行为。

对于有童年虐待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建议跟患者最为亲近的家庭成员多与其进行谈心，通过提供安全环境鼓励情绪宣泄，利用角色扮演等形式锻炼患者的应对技巧，增加其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应对自己负性情绪的信心；教会其处理困难、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其更倾向于采用积极的方式宣泄负性情绪。

上述研究作者来自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和超声影像科，以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精神科。该研究还发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存在难以识别、描述、表达情感以及外向性的认知方式异常。这种症状属于述情障碍的表现，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情感识别和调节的多维缺陷，这是由于识别、描述和交流情感的能力有限造成的，而这反过来又反映了情感自我调节的困难。述情障碍和多种心理疾病相关，如焦虑障碍、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

抑郁症是一种以长期情绪低落为特征的精神疾病。多项研究也印证，近年来，据临床相关调查数据显示，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明显升高趋势。

另外，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理科的一项研究《青少年抑郁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青少年抑郁症患者NSSI（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self-injury）的高危因素包括有焦虑、重度抑郁、童年家庭功能不全、童年虐待、受过校园欺凌等。

《青少年抑郁症述情障碍和家庭功能及其与抑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抑郁症青少年存在家庭功能异常，家庭功能和抑郁症严重程度正相关。家庭因素包括沟通、支持、冲突、凝聚力以及参与社会或娱乐活动等，抑郁儿童家庭的特点是交流频率较低，交流模式更消极。例如家庭解决问题能力差、家庭成员间缺乏关心、家庭氛围差、家庭成员间干涉过多，患儿对家庭的体验差，家庭存在的困难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