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双方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妥善抚养，不得做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行为，否则另一方有权请求变更抚养关系；不直接抚养的一方应当积极通过见面、书信、网络等方式关心子女的生活、学习、心理状况，并依法负担相应的抚养费，否则另一方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男方徐海(化名，被告)对家庭、孩子疏于照顾，并拒绝到庭参加诉讼。”该案承办法官、宜章县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李亚红回忆说，后法院向徐海电子送达了提示函。

“一些同居关系纠纷中涉及非婚生未成年子女。特别是又另外组成家庭的当事人，容易忽视非婚生未成年子女权益。”李亚红说，《意见》中也提及，在抚养纠纷、探望权纠纷、监护权纠纷、同居关系纠纷等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案件中，可参照离婚案件，开展“提示”工作。

如何让孩子过好童年，这道题本应由父母作答。但一些离婚案件当事人未能从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角度思考，记者采访了解到，办案法官通过“提示”工作引导、督导当事人答好这道必答题。

“在一些离婚案件中，年幼的孩子日常随祖父母生活或在学校寄宿。此外，一些涉抚养费的执行案件还存在执行难的问题，尤其是涉及残疾未成年子女抚养的案件。”雷树连说，这些案件需要重点关注，向离婚案件当事人做好“提示”工作，引导当事人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生活保障及成长环境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

“最大限度防止漠视甚至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情形的发生，消除引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各种消极因素，防患于未然。”

64体育“要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正确处理婚姻自由与维护家庭稳定的关系，关心、关爱未成年子女，关注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随后，多地法院迅速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以下简称“提示”工作)。法官对想离婚的当事人说了些啥？法官重点关注哪些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不利因素？如何推动形成关爱未成年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多位已开展“提示”工作的法官。

“霞浦法院将在立案、诉前调解、审理、执行等阶段开展‘提示’工作。”雷树连说，该院还将与学校、社区、妇联等单位携手开展宣传活动，推进司法保护与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等五大保护融合发力，让关爱未成年人工作全面落实。

4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开展相关工作，督导父母当好合格家长，避免离婚纠纷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记者了解到，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都对关爱未成年人工作作出规定。采访中，法官都认为开展“提示”工作非常必要。

“宜章法院对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审判工作要求，在诉前调解阶段、诉讼阶段全程落实‘提示’工作。”李亚红介绍说，法官要在诉前调解、诉讼送达起诉状或答辩状期间，一并送达提示函，予以首次提醒告知。调解或审判阶段结合具体案情有针对性地对条款进行释明。庭审结束后对当事人进行回谈，了解当事人是否理解有关规定、是否知晓法律后果、能否履行好义务。

4月17日，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发出一份提示函。霞浦县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雷树连告诉记者，该案中，一方当事人以双方感情不和为由提起离婚诉讼，要求三个未成年子女均由对方当事人抚养，且每月只愿支付1000元抚养费。

4月15日下午，在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干驿法庭一起离婚案件的调解现场，当事人收到了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函(以下简称提示函)。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最高法此次发布《意见》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接受采访的法官均向记者提及，8岁及以上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人格形成、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处于关键时期，且涉父母离婚矛盾纠纷对他们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大，对他们的关爱、教育、引导不可或缺。

“基层家事矛盾纠纷化解离不开人民调解员、镇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的联调机制。”罗伟说，法庭将推动建立基层多部门协作的“提示”工作回访机制，对当事人关爱子女情况进行追踪。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江西省乐平市、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等地法院都于最高法《意见》发出3天内开展了“提示”工作。

“这起案件中，当事人育有两个未成年子女。他们都希望获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同时对抚养费分歧较大。”罗伟说，干驿法庭启动矛盾纠纷联调机制，邀请人民调解员、镇村干部共同参与调解。

“一些离婚案件中的当事人，各自强调自身抚养子女的优势，并把这些优势当成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砝码。有的甚至在与孩子单独相处时向其灌输对对方的不利言论，完全忽视了未成年子女的情感需求与心理健康。”济南市市中区法院法官郑莹说，此类案件要引导当事人将因婚姻问题对孩子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意见》要求，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口头告知、现场提示阅读、制发“提示卡”或“提示手册”等多种形式，在立案、诉前调解、审理、执行等各阶段开展“提示”工作。

记者注意到，最高法开展“提示”工作的目标任务之一，正是引导离婚案件当事人提升责任意识，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在离婚案件中以保障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为目的，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产等相关事宜。

“‘提示’工作将防止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不利影响的‘节点’提前，将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关口进一步前移。”在雷树连看来，《意见》是对法官开展未成年关爱工作要求的进一步强化。

“女方黄莉(化名，原告)接过提示函后认真阅读，并表示‘这份提示太有必要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给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成长环境。’”李亚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