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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未成年人权益全面保护不够的问题，做实刑事、民事、行政一体保护。涉少刑事案件，根源无不在于家庭、在于学校、在于社会，初期多以涉少民事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孩子失去父亲、母亲，成为单亲家庭或者孤儿，导致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或者成为困境儿童，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要做好心理评估干预、加强司法救助等工作；变更抚养纠纷往往伴随探视的不顺畅，甚至出现抢夺、藏匿孩子的情况，会导致对孩子的二次伤害，要加强社会调查、家庭教育指导等工作，比如，在一起变更抚养关系的家事案件中，父母双方离婚，抚养孩子的一方因工作原因，在未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带孩子迁居至外埠生活，双方矛盾激烈，就孩子抚养问题诉至法院。法院没有轻易下裁判，而是多方做工作，最终促成最有利于孩子的方案：双方分段共同抚养、共尽义务、共担探视成本、递进抚养费用，一揽子解决了异地抚养等问题，不仅化解了父母矛盾，更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了条件；离婚案件往往伴随激烈的家庭矛盾，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对父母双方开展家庭教育，对孩子进行心理干预，协调学校关注孩子的成长等。

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案件共1835件，占比22.94%；被告人为再婚家庭的案件共223件，占比2.79%；被告人为孤儿的案件共19件，占比0.24%。

最高法发布消息表示，妇女儿童事业健康发展，尤其是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有其特殊的内在规律和特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做实标本兼治、惩防并举。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强调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示社会以公道。近期，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岁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

抽样数据显示，长期游荡于娱乐场所的未成年人犯罪或被侵害的概率更高。2023年全国法院受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案件1205件，较2020年增长5.28倍。其中未成年人被组织在酒吧、歌厅从事有偿陪侍的占绝大多数，反映相关经营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行为未受到有效监管和及时查处。黑龙江法院梳理92起发生在酒店、宾馆、旅店等住宿场所的强奸案件发现，部分经营场所未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存在违规容留未成年人住宿、登记审核不严格等管理漏洞，为此向公安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2002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27610件，对44056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26763人，重刑率达61%。

针对当前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问题，最高法表示，要做实抓前端、治未病。对于在涉未成年人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可能诱发未成年人犯罪或者被侵害的问题，绝不能放任不管，要向前溯源，一查到底，“六大保护”方面存在漏洞、盲区、落实不力的，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努力推动解决。从源头上降低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风险。据介绍，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判处终身禁止被告人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工作的案件为1106件，其中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被告人754人，校外培训机构被告人358人，被告人总数1112人。推动特殊经营场所管控责任落实。

贝博ballbe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同时显示，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杀人、重伤害犯罪，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共审结此类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岁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

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妇女儿童受性侵害问题不容忽视。2002年至2023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27610件，对44056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26763人，重刑率达61%；审结强奸犯罪案件51.1万件，对50.8万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的18.7万人，重刑率达37%；均远高于普通犯罪近15%的重刑适用率。审结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犯罪案件57050件，对56297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73923件，对66945名犯罪分子判处刑罚。2023年，全国法院审结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1万件6.1万人，其中性侵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成员侵害现象严重。有的案件中，未成年人受到家庭成员长期性侵害。

从严从早处理校园欺凌。许多案件反映出，在出现校园欺凌或学生厌学逃学、不良交友等不良行为时，学校未能及时发现、预防和干预，导致学生滑向犯罪或者被侵害。对此，最高法表示，在各类案件审理中发现存在校园欺凌问题的，要积极进行协调处理，避免发展成恶性案件，并积极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健全完善预防校园欺凌联动工作机制。

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突出，家庭关爱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不容忽视。司法大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为留守儿童的案件共1835件，占比22.94%；被告人为单亲家庭的案件共556件，占比6.95%；被告人为再婚家庭的案件共223件，占比2.79%；被告人为孤儿的案件共19件，占比0.24%，许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关爱和教育。有的父母对孩子成长中遇到的生理、心理困惑疏于关心。比如，某高中生觉得精神压力过大，告诉父母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帮助。该高中生自己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父母竟认为是孩子装病，该高中生杀人之后准备自杀，父母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强调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示社会以公道。

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网络不良信息侵蚀问题不容忽视。未成年人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罪的，有近六成曾长期沉迷网络，未成年人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产生犯罪动机占比较高。抽样统计表明，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近三成是利用网络聊天工具结识后，对被害人进行线上“隔空猥亵”或者线下强奸。部分主播、网红专门以中老年妇女为对象，利用其渴望被人关注、期待被爱但对网络平台不了解的特点和“软肋”，在嘘寒问暖一段时间后向其索取钱财，或诱导其打赏、充值，造成心理和经济的双重损失。

“问题孩子的出现既有家庭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最高法表示，对此，在审理婚姻家事、侵权等案件时，要注重强化监护责任和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此外，对“问题少年”的教育矫治程序虚化，导致大量未成年人违法后处于无人无力监管、矫治落空状态，以致往往反复实施违法行为，最终造成恶果、构成犯罪。如某地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曾五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但均未实际执行。应当尽快改变对低龄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机构力量薄弱的局面，加快专门学校建设，逐步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让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得到应有的矫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