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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潮：进入现代，交通设施、工具等日新月异，茶马古道和马帮等传统社会交通和工具、贸易方式逐渐边缘化。而“新”的茶马古道，提供认识和理解西南历史文化的新视角，在旅游、文化、品牌概念中凸显价值，产生超出通道本身的社会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比照“丝绸之路”，将贯穿川滇缅印的古代通道称为“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1990年7月，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云南学者徒步考察古时马帮进藏道路，后将其命名为“茶马古道”。2004年前后，“茶马古道”开始在学术文献中被频繁使用。

ku游体育吧茶马古道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民间长期行走为主串联而成的交通网络，连接川滇藏，延伸入国内的邻接省区和缅甸、越南、老挝、泰国、不丹、尼泊尔、印度等国家，既促进西南地区的外联和经济发展，也促进与沿途所经国家的文明互鉴。

“茶马古道”是一个原创学术概念，此前已有一定研究基础。例如，1904年，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对公元8世纪末中国南部两条对外通道作详细考订，此后研究云南通往东南亚、南亚古道的论著越来越多，如《云南与印度缅甸之古代交通》《中印缅道交通史》等。

20世纪90年代，旅游界先行推广茶马古道的概念，各地加强对茶马古道文旅的规划、开发和营销实践。2000年后，普洱茶产业兴起，掀起一波茶马古道研究热潮。2013年，茶马古道进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云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及学术机构相继成立茶马古道相关研究组织，深入挖掘其价值。

在影视领域，《最后的马帮》《大马帮》等众多中文影视作品陆续面世。稍晚于国内，日韩联合摄制纪录片《茶马古道》、美国学者赛琳娜·艾哈默德和英国摄影家迈克·费里曼合作出版画册《茶马古道》等作品，进一步提高了“茶马古道”的国际知名度。海外民众也从中了解到中国西南地区古往今来的人文风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

贸易活动带来丰富物资，也传播各地的生产技术。唐代《蛮书》记载，当时的藏族人用“积薪烧炭法”制盐，将盐水浇在燃烧的柴火上，水分蒸发后即得粗制盐颗粒。后来，其他制盐技术通过茶马古道进入，提高了藏族人的产盐质量。

茶马古道何以形成茶叶脉络般复杂的交通网？它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架起中外交往桥梁中起到什么作用？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生导师、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杨海潮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随着研究深入，对茶马古道的路线分布认识不断丰富、细致。北京大学教授陈保亚认为，西南各省区早期以产盐地为中心形成局域性的古道网络，因有些地方不产茶，茶叶需通过马帮从远方运来，从而将这些局域性古道网络串联起来。马帮需要绕开难以跨越的高山和江河，走向城镇、村落和集市进行贸易，使得很多路段的茶马古道总是蜿蜒曲折。在国内，滇藏道、川藏道、青藏道、滇川道、川黔道等主干道千里迢迢、历史久远，仍吸引沿线各地的社会和物产加入到贸易网络之中。因茶马古道短途贸易商品较多，马帮沿主干线的行程多为分段进行，除主干线外，各地马帮根据物资交换所需，又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茶叶脉络般密布古道覆盖区域的各个角落，共同构成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

茶马古道范围可分为核心、主干、外围三个区域。核心区域为滇藏川三省区交界地带，主干区域即为这三个省区，外围区域包括中国的黔、渝、桂、青、甘、宁、陕等省区，并延伸至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深刻认识茶马古道覆盖区域的历史文化传统、发掘各地的物质和文化资源，对于沟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沿线各地区、各民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完)

杨海潮，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西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生导师，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基地副主任。长期从事西南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民族史、茶马古道以及茶史和茶文化。代表论著有《音系复杂性：以白语的语素音节表为例》《普洱茶余》《茶马古道：地方性的民间视角》《茶文化初传藏区的时间与空间之语言学考证》《茶的属性与中国文化(汉文化)的形象》《茶文化在唐代的传播：时间、空间、社会》等。

杨海潮：茶马古道是跨地域、跨民族的民间贸易交通网络，在国内沟通着汉、藏、羌、彝、蒙等民族。商品贸易让各民族和族群共享的物品、技术、语言、文化等愈加丰富，彼此认同的基础变得深厚。

贸易活动促进各地区文化相通。作为茶马古道上代表性的货物，茶叶从四川、云南等产地运到西藏，促进沿线各地的语言文化交流，甚至形成广大地区使用的“西南官话”，维系西南各民族与中原文明的密切关系。此外，佛教文化、建筑文化等也随之传播至西南各地，影响着各族民众的生活。

杨海潮：关于这条川滇缅印古代通道的研究非常多，中外学者均有不少成果。《史记》记载，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见筇竹及蜀布，经询问后推测有商路从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向达的《蛮书校注》研究过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交通路线，李学勤在《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指出商代就有从四川和云南通往东南亚的道路等。

19世纪末以来，欧美的探险家、传教士等也搜集并出版在中国及东南亚、南亚的见闻。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记录了马帮的部分行程路线；俄罗斯人顾彼得的《被遗忘的王国：丽江1941-1949》中，写下他跟随马帮到丽江的经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马帮旅行》中记录跟随马帮行走滇西、从云南进入缅甸的经历，他眼中的昆明“既是一条铁路的终点，又是若干马帮旅途的起点”。从这些外国人的笔下，或多或少能窥见茶马古道如何连接中国西南地区和南亚、东南亚国家。

唐代后期，基于茶马古道发展出的官方制度——茶马互市，让各地与中央的联结进一步加强，茶马古道为中央政权治理边疆地区、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挥助推作用。

杨海潮：如今，茶马古道已成为西南地区传统交通运输网络的代称，连接无数村寨与城镇，在古道上产生无数的起点与终点，其构成不止一条或几条商道，而是一个完整、庞大、复杂的交通网络。

茶马古道沿线各地间自然环境的差异造就了物产的互补性，马帮沿古道交易纺织品、用具(如邛竹杖、铁器、琉璃)、货币(如海贝、铜钱)、食物(如盐、茶叶)等物资，促进沿线各民族间的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