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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时，西方学界曾一度向中国学习，把孔子视为圣人。那时候，西方社会出现了很多与“道德”有关的社会矛盾，他们认为能从孔子的思想里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然而，阿拉伯世界却对孔子感到陌生，“每个人都在猜他是谁，但几乎没有人准确知道他是谁……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这么厉害的人和思想介绍到阿拉伯世界。”阿齐兹称，自己在翻译《论语》时，以阿拉伯语详细讲述了孔子的生平、经历，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介绍了他在道德、理想方面的思想和追求。很多阿拉伯读者了解这些内容后震惊于孔子深沉伟大的智慧。

阿齐兹告诉记者，“那天，他说了一句话我至今都记得。他说他读了很多书，也获了很多奖，更见识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但‘我就是我’。”阿齐兹进一步解释说，曹禺先生其实是想告诉他，要心无旁骛，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风格，保有自己的特色。要尊重他人的学识，但也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类似的例子还有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阿齐兹说，“萧萧”是主人公的名字，也经历了浮沉的一生。如果直译到阿拉伯语中，读者很难理解“萧萧”是什么。最后，他把它翻译成“童娘”。后来这部翻译作品在阿联酋等国家吸引了很多读者，很畅销。

回忆翻译的过程，阿齐兹连续说了三次“非常难”。汉语和阿拉伯语都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表达习惯、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我碰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要怎么翻译‘小东西’这个人物。她是个命运坎坷的小女孩，曹禺先生在这个名字里寄托了无限的悲悯。但如何才能让阿拉伯读者理解‘小东西’的意思？她又不是个‘物件’，我只能换一种表达方式，最终把她翻译成‘可怜的小女孩’。”

提起这次最后的会面，阿齐兹讲得格外细致。“我们讨论了很多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实问题与未来发展趋势，话题并未局限在戏剧领域。我们还谈到了古典文学，包括他眼中的《红楼梦》有多美。可能大家都不相信，那天我们在医院里聊了四小时！”

阿齐兹认为，走进汉学至少需要迈过三道“门槛”：汉语学习只是第一步；“当汉语学习达到一定水平，我就开始接触翻译，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才是接触‘汉学’。汉学范围广大，不是学会了汉语、能做简单的翻译工作就表明你是个汉学家了。汉学内涵深厚，我花了十年时间才仅仅掌握了基础，才有机会踏上中国的土地。”

当然，与中国社会一同经历“日新月异”的还有阿齐兹自己。随着汉语水平的不断提升，他开始进入“汉学门槛”的第二个阶段——尝试翻译，他最早接触的题材是戏剧。

说到此处，阿齐兹笑了起来。他说，“我想这才是汉学研究的意义。汉学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各个方面。但终我一生，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向阿拉伯世界‘解读中国故事’这件工作的，这需要很多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需要一代又一代学者前赴后继……”(完)

“1985年，我刚大学毕业。有阿拉伯出版社和我取得了联系，他们竟然问我中国有没有戏剧。我很诧异，说明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戏剧是完全陌生的。当时一家出版社让我选择一个优秀的中国戏剧家介绍给他们，我从很多名家中选择了曹禺，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日出》。”

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世界汉学家理事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埃及汉学家理事会召集人，享誉阿拉伯文学界的汉学家、翻译家，埃及作家协会和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的成员。2001年，他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创办了中文系，现任该校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主任。多年来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如话剧《日出》《茶馆》《蔡文姬》《原野》，沈从文小说《边城》《丈夫》《萧萧》《虎雏》，田汉作品《名优之死》《咖啡店一夜》等。迄今为止，他已相继翻译出版二十多部中国文学作品，并于2018年获第九届阿卜杜拉国王国际翻译奖“荣誉奖”。

阿齐兹的“汉学人生”是一个逐步认知的过程。1977年，他在开罗开始学习汉语。那时候，他对“什么是汉学”一无所知，“因为学习汉语其实离研究汉学还很远很远”。

在与诸多经典隔空对话的千百个日夜里，阿齐兹先后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并在此过程中结交了一些有名的中国朋友。他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正是曹禺先生。

kaiyun欧洲杯app下载从一名普通的汉语学习者成长为一名享誉阿拉伯世界的汉学家，阿齐兹(Abdel Aziz Hamdi)用了40多年。他说，解读中国故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使倾注了数十载心血，仍觉得自己贡献太少。近日，这位埃及汉学家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这样评价他心里的中国：“它历史悠久，和我的祖国埃及一样古老、一样美丽，我能感受到它每一个侧面所展现出的丰富与深沉。”

阿齐兹主动谈起了他选择翻译《日出》的原因。“我喜欢太阳，更喜欢日出。这部作品就像‘日出’这个意象一样，给黑暗带来希望，给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带来希望。它也像曹禺先生这个人一样，给所有人带来希望……‘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这是多让人向往的句子。”

“我见过他三次。”阿齐兹对每次见面都记忆犹新，“前两次都是我去他家里，最后一次是在他的病床前……那时候，他的病情已经不太好，听力也不太行了。一开始我说的话都需要他夫人在他耳边再说一次，但聊着聊着，他好像开心起来，也有了些力气，同我说了很多。”

就这样，阿齐兹与中国的“半生缘”从“奇怪的体验”开始。此后37年，他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巨变，目睹了民众生活的改善。这种星移斗转也令阿齐兹“称奇”，“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眼见着中国克服了那么多困难，带领那么多农民摆脱了贫困。全世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评价中国。所有人都意识到，东方这个全新的大国正在崛起，它在国际政治舞台、经济领域渐渐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近年来，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不断上升。阿齐兹表示，不仅是中国周边国家，很多阿拉伯国家，西方国家，也开始出现了“汉语热”。

回忆起第一次“中国之旅”，已隔37年，阿齐兹仍难掩激动。1987年，阿齐兹获得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的机会。谈及感受，他话锋一转，笑了起来，“第一次看见真实的中国，我觉得‘很奇怪’……”

阿齐兹说，“中国的文学作品具备国际水平，但翻译质量太重要了。翻译就像桥，如果质量不行，就无法将好作品送到阿拉伯世界，甚至破坏了作品本身，也破坏了中国形象”。在他心中，优秀的翻译家要拥有非常全面的能力，深厚的语言功底只是基础，还需要具备精湛的文学水平。

翻译文学作品过程中，阿齐兹不断深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古代哲学。“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研究汉学，仅会做语言翻译、有些文学基础根本不够。如果想真正读懂《红楼梦》，仅知晓汉语可能做到吗？”阿齐兹说。

“中国人的吃饭习惯、学习方法、生活方式都和埃及人不一样，差异特别大。”阿齐兹举例称，埃及的学校一般是半天课，但中国不一样，要上满全天。最让他感到“奇怪”的是，“北京怎么那么冷？我还记得买冬装的地方叫五道口，那是一个大学生们都喜欢去的地方……”回忆起学生时代，阿齐兹说，“当我终于适应了寒冷的天气，北京又下雪了，变得更冷。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雪，我兴奋得和同学们一起在雪地里滚雪球、打雪仗……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生活。坦白说，一开始我适应得很困难，但最终还是完全融入了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于是，在尝试翻译了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后，阿齐兹又翻译了《论语》《老子》等古代典籍。“这些书已经不仅停留在文学层面了，它们是中国人道德准则、哲学思想的浓缩。”最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独一无二的。阿齐兹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专注于修身，或者说专注于道德的养成。他们努力达到君子的标准，帮助他人、造福社会，服务国家，其思想核心皆从道德出发。